美国女权运动的兴起，与独立战争是分不开的。由于战争的需要，妇女的社会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一些妇女仿照“自由之子”社，建立了“自由女儿”社，从事宣传鼓动工作。战争中，许多男人上了前线，她们就承担了后方生产和支援前方的任务。一些妇女还上了前线，做炊事员、护理员等工作，个别情况下也参加战斗。随军妇女玛格丽特·海斯在丈夫受伤后曾接替丈夫充当炮手，后来被华盛顿委任为编外军官。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她们对平等权利的要求。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约翰·亚当斯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她在管理田庄的同时，还关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重要事件。她在战争期间写给丈夫的信件后来结集出版，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文献。如1766年3月31日，她给正在参加大陆会议的丈夫的信中提醒他关注妇女问题：“如果不给予女士们特别的关心与注意，我们就决心酝酿一场革命，而且将不受任何不代表我们的声音或没有我们代表参与的法律的约束。”
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妇女与男人们一起投入了和平建设以及诸如西进运动这类重大的经济活动中。妇女的地位总的来说仍没有大的变化，但独立战争对她们的影响却久久存在。而且客观上，有些方面，特别是美国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也有利于妇女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敬重。美国建国后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家庭是美国文明的基础，两者的健康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的道德水平和行为举止，因此妇女应该拥有“共和国的母德”。
强调“共和国的母德”在当时虽未与男女平等联系起来，但却与女子教育联系起来了，成为提高妇女素质的重要契机。马萨诸塞州的朱迪思·S·默里从18世纪末就开始写文章，提倡女子教育，认为男女的智力水平并无先天的区别，问题只在于获得知识的条件不一样。19世纪里，越来越多的女子接受了教育。女子高等教育也发展起来。由于当时的名牌大学不招收女生，1819年，埃玛·哈特·威拉德在纽约建立沃特福德女子学校，两年后，学校迁至特洛伊，改称特洛伊女子学院。
威拉德在创办女子学校的同时，还发表了《一封致公众、特别是纽约州立法机构成员关于改善女子教育计划的建议信》，得到了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的赞扬。教师成了妇女们的一项重要的职业。到1850年，女教师已经相当普遍。大体上在这前后，马萨诸塞州1/5的白人妇女都曾做过女教师。
女权运动兴起的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可能还是工业化过程。19世纪初，美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门，成为工资收入者，自己养活自己，在很多方面与男人一样干活。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关心社会进步和自身的权利。19世纪中，女权运动正式兴起。1848年7月19日，美国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在纽约召开。
大会组织者是柳克丽霞·莫特（1793～1880）、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1815～1902）和苏珊·安东尼（1820～1873）。大会通过了《美国妇女独立宣言》（也译成《苦情宣言》等）。有意思的是，在宣言上签字的除了68名妇女外，还有32名男士。该宣言宣布：“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地球上人类生命中的一员，女人有必要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完全不同于迄今为止她们所扮演的那个角色……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男性对女性反复进行伤害和侵犯的历史，其直接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压迫妇女的完全意义上的暴政。”宣言标志着美国以争取选举权为主的女权运动的正式开始。不过，并不是说，参加大会的代表都主张把选举权作为自己的直接斗争目标。莫特认为，可以先做些准备性的工作，提高妇女在教育、法律等方面的权利，在劳动中实现与男子同工同酬，这时选举权也就水到渠成了。而斯坦顿则持不同的意见，主张把选举权作为中心议题。
黑人妇女处于社会底层，这时她们中也有一些人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1851年，纽约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做过奴隶、上了年纪的黑人妇女，在聆听一群牧师的高谈阔论时，突然站起来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这些男人说什么女人需要的就是帮她一把……我干的活同男人干的一样多，在我能得到食物的时候，我吃的与男人一样多，可我还要受人责打。难道我不是女人吗？我生过13个孩子，看着他们一个个都被卖做奴隶，做母亲的怎能不悲痛欲绝！但除了上帝，没有人同情我。难道我不是女人吗？”没有人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由于当时美国国内的主要问题是赞成奴隶制与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是维护联邦统一的斗争，如莫特这样重要的女权主义者本身也正在积极参加废奴运动，所以妇女们的新要求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