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卷首语

一部最有价值的励志历史故事，一部平凡人走向不平凡的真实写照。给你一个真实生动、充满情趣的孔子，给你一部趣味无穷、更加经典的《论语》。

孔子是个平凡的人，也是个圣人。说他是个平凡的人，是因为他有与我们一样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说他是个圣人，是因为他在人生理想的坚持上、追求学问的努力上、对待挫折的乐观上、反省自我的无情上……做得都比我们多一点、好一点，也就因为这一点点，他成了圣人。见贤思齐，当我们通过此书了解了他，或许能够争取在某些方面也多那么一点点，成为一个让人尊敬的、自己更快活一些的人。

孔子“文武双全”不是虚言

孔子通于射箭、驾车，尤其擅长驾车。孔子父亲曾经手拖下落的城墙悬门，当时就有人以“有力如虎”的诗句夸赞他。孔子与他父亲一样勇力过人。

说到孔子、儒家，人们往往与拱手、作揖、行礼之类联系起来，以往的学人也都这样解说，如《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儒”本来是指以教书相礼等为职业的一种人。由此，人们往往将“儒”与“柔弱”相联系，好像孔子也应该是一位文弱的人。 孔子以前乃至孔子时代，“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人人必修的“小学”，按照《大戴礼记·保傅》的说法，那时，孩童至“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春秋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了战争与祭祀一样为人人关心、关注，人人必须懂得射、御，学会射箭、驾车。

孔子教授学生的“六艺”乃是“大学”的主要内容，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

种科目，是所谓“大艺”、“大节”。孩子到十五岁左右，就应当学习做人与社会管理，这便是《大戴礼记·保傅》所说的“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履大节”。“六经”与“六艺”不同，被称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应当是孔子为这六种科目所编定的教科书。孔子以“六艺”教人，是为了教化社会人心，显然，这与学习射、御没有任何矛盾。

孔子是一位博通的人。有人评论孔子，说他“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后对弟子们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说明孔子通于射箭、驾车，尤其擅长驾车。《淮南了·主术训》则说:“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勇服于孟贲，足摄郊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孟贲是“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兕虎”的著名勇士，传说他力大至“生拔牛角”，而孔子之勇“服于孟贲”，不难察见孔子之勇。“足摄郊菟”是说孔子奔跑能追上郊外的野兔。应当就是《吕氏春秋》说的“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他“力招城关”应有根据。孔子父亲曾经手拖下落的城墙悬门，当时就有人以“有力如虎”的诗句夸赞他。孔子与他父亲一样勇力过人。

孔子力量的根源

孔子成功的“人生三根本”：备尝沧桑、阅历天下和学贯根本。

至此，我们就可以分析孔子及其思想生命力的历史依据，也就是分析这种生命力从“由何凝聚”到“何由再生”了。一个生前并不总是得意的人物，为何历经两千余年还以其思想泽及后世？历代统治者和士人，在治理国家和处理事务，建设文化和培养人格的时候，为何总是忘不了他？他被人利用，难道他就没有被利用的价值，甚至使利用者增加一些文化软实力？历史虽然有时很搞笑，但从长远的时段来说，历史总是严肃的，总是回顾它值得回顾的人物，珍惜它应该珍惜的遗产。

这就是说，历史造就了它的思想巨人，思想巨人的根也深深地扎在丰厚的历史土壤之中。我们的还原研究，实质上，就是有根基的研究，而不是拔根研究。有强大的根系，才有一棵大树的强大生命。我们应从这个维度上解读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这个思想巨人的生命过程和生命形态有三点值得注意，或者说，这就是孔子成功的“人生三根本”：

（一）备尝沧桑 他出身贫且贱，虽然他的祖宗血脉可以上溯到殷商部族和宋国贵族，但他的家族流亡到宋国，已经超过了五代。父亲叔梁纥是鲁国小邑的大夫，更像一个勇武多力、冲锋陷阵的武士，在孔子三岁时就死了。因此孔子成了大名之后，还不忘本，听到子贡称他“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就坦诚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从社会底层走出来，在鲁国季氏家族当过会计、管牲畜的小吏，流亡到齐国，又当了高昭子家臣，一切都从基层做起，一直做到一等封国，即周公之国鲁国的治理大臣。这种卑贱者的人生奇迹，使他有机会接触、亲历、考察社会的各个阶层，洞察了形形色色社会人物的深层心理。

（二）阅历天下 孔子于鲁定公时代参与鲁国国政之后，从五十五岁离鲁赴卫，开始他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列国周游。其间去卫适陈，遭遇匡人围困；过蒲返卫，其后游历于曹、宋、陈、郑、蔡、楚诸国之间。于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遭遇宋司马桓魋欲拔其树、害其身之难；陈蔡之厄，被围困而绝粮七日，还是讲诵弦歌不衰。孔子从五十五到六十八岁，率领着一个士君子学术群体，不辞艰难险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奔波在黄河、淮河间的原野上，习礼作乐，偶遇、交接、会见野人、隐者、狂者、官员、国君诸色人等，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国际的升升沉沉，思考着行道的可能、民众的动向、各国的状态、人文的命运。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影响深远的“文化长征”，将儒家文化播洒到中原腹地和中原边缘的土地上，又从中原腹地和中原边缘的土地上汲取多样性的文化因素。

（三）学贯根本 孔子是一个学习型的伟大智者。他天性好礼，不耻下问，学无常师。

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乃是《论语》天字第一号的反问。一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乃是孔子通行天下的信条。学习，是孔子给中华民族的第一遗训。

孔子爱书

虽有急 卷束齐 有缺坏 就补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 读书人要爱惜书，即使遇到急事，也要把书捆扎整齐，发现书本有缺损，要立刻把它补好。

孔子是我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少年时就勤奋好学，十七岁就因为知识渊博而文明鲁国，这当然是和孔子刻苦读书分不开的。当时还没有发明纸，书都是用竹简做成，然后用牛皮绳穿起来的。据说孔子到了晚年，喜欢阅读《周易》，因为每天翻阅，穿竹简的牛皮绳磨断了三次。而磨断一次，孔子就再整理一次，一直使书保存完好。这一方面反应了孔子的刻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孔子在读书过程中，是十分爱护图书的。

孔子与早期儒家经典的关系

孔子到了晚年知道之不行，遂潜心于授徒和整理古代文献。关于前者，相传他弟子三千，可谓规模宏大；关于后者，相传儒家经典差不多都经过他的整理：“笔则笔，削则削\"，不仅使孔子赢得了极高的名声，而且确实有助于中国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既为后世儒家提供了丰富的智慧资源，也为文明中华的文化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正是由于这些传世的儒家经典曾经过孔子的整理与诠释，于是这些经典在后世中国便具有至尊的地位，于是有人认为：“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道\"。孔子便成了圣人，儒家经典便

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法典，儒士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别称和追求目标。学人以名列儒林为荣，著述以敷赞圣旨为贵，派别繁杂，训解浩翰。 既然孔子的学术旨趣是“述而不作”，即对古典文献只是整理而不是创作，那么，在我们研究孔子与儒家经典之间的关系之前，便有必要对这些经典的主要来源作一简要的概述。我们知道，儒家经典之所以称为“经\"，那是孔子之后的事。但“经\"字并不后出，至迟在周代铜器铭文中已经出现。《说文解字》说：“经，织从丝也。从系。”这应该是经的原初本意，引申发挥便有“经维\"、“经营\"等意思。《释名》说：“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这便是后来引申发挥出来的意思，显然也与儒经的地位早已提升有关。 至于书籍称经的起源，本有多种说法。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论》中认为：“书籍得名，实凭傅竹木而起\"，如浮屠书以贝叶成书，以线连贯，故谓“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二课基于《说文》的解释，以为古人见经多文言，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即群书之文言者，亦称之为经，以与鄙词示异。”而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则认为，六艺之所以称之经，全因经孔子删定：“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经解上》则强调，所谓经：“实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显而易见，这些解释或囿于《说文》本意，或陷入后世儒家的偏见，并无助于说明“经”之来源。

事实上，以\"经\"作为儒家经典的称谓；至少在战国末年就已出现，且并不仅仅限于儒家典籍，如《墨经》。而将儒家经典称之为经，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也？”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如果孔子与老子的这段对话可信的话，那么所谓儒家六经，就是先王之陈迹，是先王嘉言懿行之档案记录，故而这些记录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换言之，所谓经，并不出之于一人之手，孔子所治之六经，实际上都是先王们形成的档案文件。同时，由于这些文件无法道明所以然，于是又有后出的“释

文\"或“释义\"，以便解释这些文件之所以然，这种解释之文即称为“传\"。故传与经是相对而成立，此中情形盖与前引章学诚的说法相似。其实，如果从儒家经典的主要来源看，这些著作并不带有丝毫的神秘意味。

我们知道，中国文明的起源相当早，文字的发明与使用也在孔子之前一个相当久远的年代。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据历代学者的研究，这里的《三坟》，是伏羲、唐尧、虞舜之书；《八索》，是有关八卦的最早的书；《九丘》为九州土地、风气之书。至于这些书是否具有那么久远的历史，我们不必全信。但由此而得到的启示是，中国古代典籍的起源确实很早，而且有些确实流传到孔子的时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之时，中国文化虽然四周王室的衰微而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但各种古典文献的存在既为一种客观的事实，也为孔子对古典文献的整理提供了条件与可能。《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焉。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尧之际，下至秦缨公，编次其事。由此可见，孔子对《书》的整理主要凭借当时所能征集到的古典政事文献。从今存《尚书》看，所谓《尧典》、《舜典》《大禹漠》、《皋陶漠》等等，我们固然不必将之视为真实的历史文献，但其成文则绝对在孔子之前。

和《书》的情况略有相似的是《春秋》。孔子之前的《春秋》决不止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这么一种。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春秋》是西周末年以来各诸侯国所形成的档案文件，在性能上与今存《尚书》相似，但在分工上可能因孔子的整理而与《尚书》各有侧重。故而我们看到，《尚书》以夏商周三代时间为序汇编文件，而《春秋》以鲁国的活动为主线记载各国交争与来往的情况。当然，此《春秋》业经孔子整理，并非原貌。孔子之前的《春秋》可能像孟子所说的那样：“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故而当时诸国类似于《春秋》的东西不应止今本《春秋》，而是差不多的诸侯国

都有类似的东西，孔子称曾见过一百二十国《春秋》，墨子也夸口“吾见百国《春秋》。”如此等等，或许都是事实。

《论语》中的孔子形象

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概括了中国人文的基本思想，建立的独特的信仰体系，他的一生都在用人生道德和基于道德的典范来教育人、影响人。这也正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根基。孔子的思想贯穿两千年来于国人的生活和文化至今，对世界范围上的许多人都长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原著一共二十卷，11705个汉字。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首创语录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源于此，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以及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仁”、“礼”和“中庸”。

《论语》中通过大量细致的神情语态描写，展示了孔子的人物形象。孔子也正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孔子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孔子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 慎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

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包涵了因材施教这一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和挚爱之心。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作用与影响之大。而研究分析孔子的形象，《论语》更是最好的理论来源和分析依据。

■孔子思想更注重生活，而非形而上学的思考

梁漱溟先生就东西文化的差异指出，欧洲从希腊时就关注认识宇宙万物的问题，而中国人关注的则是生活本身。孔子学问的基本点就是讲人生的道理，讲生活。

在我看来，孔子思想对于生活本身的重视，使得儒家思想能够流传两千多年，同时又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的更新中不断得到修正。显然，孔子思想的生活气质使中国人容易将其吸收并自然地贯彻在生活中。现在，尽管大多数人不一定阅读四书五经，但在生活中却潜移默化地保留了儒家的原则。

瓦尔特对孔子思想的肯定是值得赞赏的。但他认为孔子思想具有“普世性”，我并不同意。基督教文化强调普世价值，而孔子不关心普遍统一的概念，只关注现实生活。中西提出问题的模式不在同一个套路上。

西方人总是把人当作认知对象，试图从形而上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认识人，探索人在实际存在背后的“本质”，并把人分解剖析，形成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强调人的个体性。孔子讲人，看重的是世俗的生活，解决的是如何和谐有序、仁爱地生活在君王统治的社会中。

■孔子的仁强调自身修养和爱人，有助于再建人类道德

瓦尔特看到了孔子学说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可借鉴之处。

的确，当人类进入21世纪时，大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汤一介教授指出，当我们面临“道德滑波、信仰危机、理想破灭”的趋势之时，重新肯定和发扬孔子的思想是有益处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极力主张进行道德教育和伦理建设，克己复礼，实现和谐的社会生活。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中有105处谈到“仁”，集中体现了孔子如何做人的思想。孔子的“仁”主要强调自身的修身养性和对他人的爱。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显然，克己和复礼是不可分割的：既要严格修身，又要以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一切，主要是因为孔子把“仁”理解为“爱人”。“爱人”以“亲亲”为基础，即从爱自己的双亲出发。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人不但没有否定孔子及传统思想，反而更加重视它们，同时也试图根据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需要来提升中国自己的文化。

孔子对世界的影响

■孔子的“仁”兼顾亲和性和艰难性，有利于人们建立乐观的思想

孔子在谈“仁”时，既讲它的可行性，又讲它的艰难性。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有关仁的简易可为性，冯友兰先生总结说：“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但人之为仁又很复杂。既要在现实生活中反复自省修身，又要在与人交往中自觉地恪守伦理原则；既要自然地顺着自己的内在性情去贯彻执行，又要严格以道德原则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时时处处衡量自己的言行。梁漱溟为此指出，“离了中，离开了恰合生命之理，此即所谓违仁也。”正因为这样，孔子感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其实，孔子之后历代儒家在讲解和发展“仁”说上，都试图进一步把“仁”广涉到对天地万物的态度上。唐代的韩愈说：“博爱之为仁”，已经明确地把“仁”看作是对人和对万物的态度。到了宋代，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在全球化的时代，正当人们期待以大家可以接受的“全球伦理”重建当代社会的时候，正确理解“仁”的贯彻的“两面性”（它既简易，却又艰难），将有利于树立人们的信心，有利于加强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

■孔子的“天”完全不同于“上帝”，是对规律的遵守和把握

在与人为善和人的能力的有限性方面，《论语》和基督教的确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论语》所说的天和天命不同于基督教的天和上帝，更不包含基督教中所信仰的宗教教义。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之处，便在能把它们两者和合为一。”所以，儒家讲到“天”时，其重点是讲天人合一，而不是讲彼岸的、超脱人生现世的天国，更不是鼓励人信仰宗教。

《论语》所说的“天”，既不是西方人和基督教意义上的leCiel，也不是西方现代科学所指的天。基督教的天是彼岸、超验的，它是人和大地万物的创造者，又掌管着人的来世归属；而现代科学所说的天是地球及其外的宇宙空间，是超乎于人的客观物质存在。而瓦

尔特先生的观点和西方的人学观念相关，在西方，探讨人与神的关系，特别强调必须首先从宗教的角度探讨世界和人的起源，才能彻底认识人的本质，也由此把宗教当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瓦尔特：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学者的视角 孔子智慧照耀东西世界

两年前，为让法国人了解中国文明的概况，我写了《中国史略》，其中有这样一段：“即便20世纪的中国不断试图摒弃孔子，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孔子又常驻心间。他提倡忠孝礼义，因为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及宇宙的和谐。……无冕之王孔子，是对其人民的命运影响最深远的人之一。而他的人民却往往最忽视他思想的深邃以及伦理的本原：那就是建立在经验与学习之上的责任与关怀。”

孔子是“真理的使者”。其学说集前代之精粹，用以教人成为“君子”。同时期，波斯人正聆听着索罗阿斯德的教诲；希腊人还处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希伯来人正在了解最初流传的预言故事；罗马正形成它即将延续千年、深刻影响着西方精神及风俗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就人类的认知而言，这是一个我们至今未能超越的时代。

孔子对人类社会及个体的理解较之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更深刻

继承自夏商周三代的儒学，首先正是一种个体的伦理道德，它要求对己负责，关怀弱者，尊上，尤其是尊长。长者，自然比幼者更富经验，因而，也更为“审慎”。《论语》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儒学及其伦理道德怀有这样的使命，它要赋予每个人确保自己从天及道中得救的可能性；它显然拥有一套形而上学。

■关于信望爱等美德，都存在于孔子学说中

对于我，一名身处拉丁文化，但又对中国如此好奇的天主教徒而言，把儒学当作一条使儒者接受基督天启的正道，等于将孔师的智慧置于人对世界感知的最高峰。仔细想想，这一判断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辜鸿铭引导我不断深入阅读孔师之说，主要是《论语》——这些“批评之言”，论及个人在社会及宇宙和谐中所负责任的方方面面。正如我看到的晏婴对孔子的评价是：“久而敬之。”

孔子所传递的信息是普遍性的。且听其中几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信、望、爱，对神的三种美德均在其中——孔子并未为其命名。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孔子拥有“心灵”，如同所有中国人一样，“心灵”是其智识的中枢。孔子与最有名的希腊哲人们同处一个时代——在他去世10年之后，苏格拉底诞生；与他们相比，在对于宇宙、对于人类社会、对于每个个体的理解中，孔子占据了上风。实际上，他丰沛的情感使得他的慷慨宽厚更加接近于慈悲。

■关于五德：仁在义前，忠诚为首，中西同理

在中国的传统中，权利并不存在，每个人只有对于他人的义务，义务意识只会偶尔缺失。中国传统上将五德中的仁爱置于平等、“义”之前。当我将目光投向我所处的拉丁文化，在西方文化之母罗马那里，我发现了在西方存在千年的秩序（我指的是基督教之前的秩序）也是与孔子同时期：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推翻了国王，宣布成立国家（称“共和国”，即众人之事务），那年，孔子42岁。罗马共和国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处于父亲即“男性家主”

权威之下的家庭，其核心道德是忠诚：对于城邦——天然而非地理性的实体——的忠诚，这种忠诚凝聚了构成城市的罗马人民，正如凡有遵照汉族习俗的汉人生活之处便是中国。这种忠诚既是对其秩序心怀信任，也是对其所处之地忠心耿耿。人们在其中“遵照祖先习俗”；人们尊崇家神——“已故祖先的灵魂”，正如所有的中国家庭尊崇祖先一样。

■关于五常：蕴含孔子对于“恒”和“天命”的理解

孔子谦虚而自尊，信赖历史与经验，这位纯经验主义者自称他什么都没有创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而，他并非因此就成为怀古者或反对现今之人。

孔子的言论暗含了五种关系：即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五德，即仁、义、礼、智、信，使这五种关系融洽和谐；五种关系与五种德行组成了“常”——一种必不可少之“纲常”。孔子超人乎？非也，人谓之“圣人”，一个赋予其绝对神圣性的词语。他是完人，懂得每时每刻都必须接受的“气”仍赖于天命。

■中国批孔和学孔正是孔子对于人类道德能力限度认识的最好佐证

孔子眼中的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看到了其中的变与恒,同时也看到了人类行为——无论集体或个人行为——进步的极限，这就是历史循环往复的根源。

对孔子的研究带来了对于中国道德、中国社会学的反思，以及暗含对“天”的反思，儒家伦理要求“尊崇”它——支配人世的天。“五四”的革命者摒弃了儒家学说，批判它因循守旧和独断专行；在他们看来，这种墨守成规和独断专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侵袭着中国社会。鲁迅称“在旧时文明支配下的等级制度使人们互不相识”，这种文明支配是“人肉的筵宴”！他们把孔子与这种“支配”、这种“人吃人”联系了起来——大错特错！“君子敬而

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时代已变！不久前，《人民日报》报道：“假如孔子研究不再仅限于图书馆之中，它会让现代世界重获精神力量。”

还原孔子，他是中华之日月，孔子学说将对人类发展作出持续贡献

在孔子对天和天命的感知这方面，葛兰言作了精准的论述：“在孔子的个人思想中，宇宙秩序的观念既是一个中心概念，亦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它与一种特殊的宗教式信仰相对应。孔子有着尊崇天意的冲动，他相信天意支持着他教化世人的使命；相信他的心灵与天意相通。”葛兰言或许有些仓促地概括道：“弟子们并未继承孔子的信仰。”

因此，正是他们，使得理性主义的西方人将孔子学说视为一种厚古且纯粹流于表面的道德。人们由此忽视了这一点，即：对于寻求“中庸之道”的人而言，能够到达“中庸”的“道”是由“上天的行动”来决定的。孔子通过观察与学习达到了对世界的理性感知；但经验和谦恭使他不会利用这种感知来制定某种被视为通向崇高伟大、通向幸福的合理“体系”

■对孔子思想中的精神性应予还原

孔子认为，“君子”应促进世间的和谐。为此，他要行“仁”——“人类的德行，对他者的仁慈、自由、普遍且无私，人对上天之德的分享”。

这只是简单的道德吗？连被视为信奉无神论的当代中国都在其中觉察出一股“精神力量”。我们应将其所有的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归还给儒学：道德上，它支配着与他人的关系；

精神上，则支配着与宇宙的关系。智慧约束着孔子“窥探上天奥秘”的企图。

我们研究孔子，以了解是什么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璀璨精华。一直以来，中华文明仅强调义务、团结、习俗和礼教，而忽视了权利。这种权利源自儒家所禁止的思辩：法律是习俗和经验的产物，其原则和礼仪是由时间即经验所决定的。这种经验自身也在不断变化，尽管变化有好也有坏。这是道德的教训？不，是历史的教训！看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正是在历史中，记录下了要建设、或要经受的未来。

■孔子思想的回归是中国人对中国之道的再认识

孔子在官方语言中的回归、在许多中国人的思想及情感中的回归，即为“道”——忠于自身的中国之道——这种灿烂的文明，在其最光“华”夺目的时刻，“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一旦它重新发现了2500年以来一直指引它入“道”，授予其真性之人，它就会持续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论语》有云：“仲尼，日月也”；他，正是中华之“华”的源泉，只要借助他，这道“光华”就将“永恒”！这道“光华”就能超越国家的疆界，肩负启迪人类的神圣使命。

儒家弟子们在中国通向未来的征途中已经注意到了孔子学说，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一点，不断从外界接受启迪；在他们看来，这些启迪为的是国富民强，它们不仅来自于思辩哲学，也来自于技术、法律和其领域；而他们更会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吸收它们，使它们适应中国！孔子思想的普遍性使儒家伦理得以让全世界的人们重新关注人的责任和尊严，这与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的主张恰恰相反；相应地，儒家伦理会从全世界吸收最为丰富的启发，将它们中国化，再献给中国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