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8世纪欧洲文学

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资产阶级经过三四百年的惨淡经营，到了18世纪，一些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各国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也空前高涨、激烈，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受当时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欧洲各国发生了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启蒙运动。

一、启蒙运动与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是18世纪欧洲的主要思潮。它起始于英国，后来发展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启蒙运动在法国表现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它直接导致了1789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

所谓“启蒙”，指的是启迪蒙昧，反对愚昧偏见，用近代文化去“照亮”被教会和封建专制制度的迷信和欺骗所造成的愚昧落后状态，恢复“理性”的权威。但实质上，启蒙运动是一场极为深刻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并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中提出了更鲜明、更完整的纲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继承了文

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进一步高举文艺复兴的反封建、反教会的两面大旗，竭力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和社会理想，为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大喊大叫。他们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用无神论和自然神论反对神权统治，用“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反对扼杀个性的封建专制制度。他们用以反对封建专制的理论武器就是“理性”，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在那里，“迷信、偏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意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这些理论和主张，无疑都是“非常革命的”，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生气勃勃的战斗姿态和乐观精神。但他们并“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他们的自然观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轻视群众，过分强调意识的力量，夸大教育的作用，对君主制存有幻想。他们宣扬的“理性”是资产阶级的“悟性”，他们向往的“理性王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他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口号，带有抽象的、空幻的、欺骗的性质。从根本上讲，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

发展。因此，启蒙文学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是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它继承和发扬了人文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浓郁的战斗气息，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型文学。启蒙文学在各国的发展虽不尽相同，但由于其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战斗任务决定了启蒙文学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第一，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民主性。启蒙作家往往都是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把文学看成是宣传启蒙思想和参与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和战斗武器。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迷信，揭露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宣传自由平等的思想。他们主张文学面向广大平民，注重描写平民的日常生活，把第三等级的普通人作为描写和歌颂的主要对象，是胜利者；而王公贵族、教皇、教士则往往成了被嘲笑、批判的对象，是失败者。

第二，具有强烈的政论性和哲理性。启蒙作家为宣传自己的启蒙思想，在他们的创作中，不仅真实地反映生活，具体地描绘生活，而且十分重视通过文学对社会生活进行分析和议论，力图使文学成为“道德的学校”。他们喜欢用深刻的寓意阐明自己的理想，用滔滔的雄辩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使作品具

有浓郁的哲理意味和强烈的论辩色彩。但他们所塑造的人物，也因此而往往缺乏鲜明的个性，显得抽象化、概念化，成为作者思想的代言人和“时代精神的传声筒”。

第三，具有传统的继承性和时代的创造性。

启蒙文学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表现出自己新的特点。启蒙作家更强调真实性，他们不象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作家那样，借用传统的题材来反映现实生活，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注意社会问题的探讨，从日常的生活细节中来表现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努力塑造资产阶级的英雄典型和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同时，为便于宣传启蒙思想，他们大胆摒弃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革新创造了多种新的文学样式，如哲理小说、游记体小说、冒险小说、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自传体小说、教育小说、日记体小说和市民正剧等。

二、启蒙文学在各国的发展 1. 英国文学

英国的启蒙文学产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它的主要任务是扫除封建残余势力，全面揭露社会弊端，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英国启蒙文学的主要成就是长篇小说，启蒙作家们继承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优良传统，

比较广泛地反映了英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并使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臻于完善，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代表作家有：笛福、斯威夫特和菲尔丁等。

但尼尔·笛福(1661—1731)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出身平民，早年做过贩货商人，经营过窑厂，参加过1688年反查理二世的斗争。因写诗讽刺贵族和教会被罚款、坐牢，1704年以后，还办过报。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生活使他获得了各种知识。他50岁以后开始写小说，以《鲁滨逊飘流记》最为著名。

《鲁滨逊飘流记》（1719）是一部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的文学名著，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作之一。作品以一名苏格兰水手航海遇险，飘流荒岛独自为生的故事为蓝本，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写成。主人公鲁滨逊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他反对因循守旧，不安于平庸安分的小康之家的舒适生活，决心出海经商，通过冒险手段去追求个人发财致富的捷径。他在航海遇险，独自流落荒岛，面临绝境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的双手，依靠个人的智慧和劳动，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同各种自然灾害和病魔作斗争，终于战胜了种种困难，改变了生存条件，积累了财富。鲁滨逊冒险致富的行为，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坚定的事业心和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通过这一人物，作品形象地肯

定了个人的力量和劳动的价值。但同时应该看到，鲁滨逊既是一个劳动者，同时又是资产者和殖民者。他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只是为了私人占有，“为致富的希望所鼓舞”。他落难前的三次航海和最后一次远航非洲，贩运黑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利赚钱，增加他的财富，扩大私人占有的范围。在荒岛上他用火枪和《圣经》慑服黑人，无偿占有土人的劳动成果，使“星期五”甘心情愿做他的忠实奴仆，更是体现了资产者殖民者剥削掠夺的本性。因此，恩格斯称鲁滨逊为“真正的‘资产者’”。

《鲁滨逊飘流记》是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它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作者用生动、具体、细致、逼真的细节描写，使虚构的故事显得真实可信，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小说的语言自然流畅，通俗易懂。它虽然在艺术上还存在着叙述方式单调，人物刻划较为粗糙，形象不够丰满等缺陷，但它开辟了英国小说发展的新阶段，为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约拿旦·斯威夫特（1667—1745）是英国启蒙文学中最杰出的讽刺作家，激进民主派的代表，他的小说、散文、诗歌和书简是英国18世纪社会的一幅色彩鲜明的讽刺画。代表作是长篇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1721—1726）。全书共4卷，记

叙外科医生格列佛乘船飘流到“小人国”、“大人国”、飞岛等几个幻想国家的故事。作者说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在于“教导世人而不是取悦于人”，可见长篇的启蒙性质。这部作品从表面上看是一部幻想非常丰富，非常诙谐有趣的儿童读物；然而从本质上看，乃是一部非常富于战斗性的讽刺作品 。小说通过格列佛的亲身遭遇及所见所闻，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英国现实，有力地讽刺、嘲笑、抨击了英国资产阶级的腐败政治、虚伪法律、党派斗争、不义战争以及种种社会弊端，同时还通过对“大人国”“慧 国”理想境界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美好合理的社会制度的追求。

《格列佛游记》把艺术虚构与现实描写巧妙结合，把夸张、对比、反语、影射等多种讽刺手法融为一体，既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表现出高度的讽刺技巧和巨大的艺术魅力。

亨利·菲尔丁（1707—1754）是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中富有民主倾向的一位作家。他出身破落贵族家庭，一生受着疾病、贫穷和家庭纠纷这一切人世痛苦的折磨。最初在贵族的伊顿学校受教育，1728年进入荷兰莱顿大学学习语言，1730年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回国。此后的整个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靠自己的一双手劳动”，即在艰苦紧张的创作中度过的。

菲尔丁的创作生活是从戏剧开始的。从1728——1737年10年间，共写出25个剧本，大胆地抨击当代社会上的一切罪恶现象。40年代以后，完成了几部颇有社会影响的长篇小说，用人性论、抽象道德观、揭露批判统治阶级的等级观念、拜金主义和道德堕落，并对中、下层人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其代表作是《汤姆·琼斯》

《汤姆·琼斯》（1749）标志着18世纪英国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就其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这部小说是作家观察和思考所得的全部丰富经验的结晶。全书共分18卷，兼有家庭小说、游记小说和冒险小说的内容和特点。小说的主人公汤姆·琼斯是一个弃儿，乡绅奥尔华绥把他收为养子，让他和外甥布力菲一起受家庭教师的教育。琼斯心地善良，布力菲则诡计多端。后来琼斯爱上了乡坤的女儿苏菲亚，为布力菲所嫉恨，便在奥尔华绥面前诋毁琼斯，终致琼斯被主人赶出家门而到处流浪。后到了伦敦，被一贵妇所纠缠，落入圈套，并因打伤一个流氓而入狱。苏菲亚不愿听从父命嫁给布力菲，也带着侍女到伦敦寻找琼斯，几次险遭坏人暗算。但几经周折，琼斯和苏菲亚终于苦尽甘来，结为夫妻。作品通过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和流浪生活的描写，广泛地反映了英国18世纪的社会生活，对英国贵族

阶级的虚伪欺诈，道德堕落以及门第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对青年男女追求以纯洁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和平民阶级诚实正直的美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美，表现出鲜明的反封建色彩。小说内容丰富复杂，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情节曲折多变而结构完整，布局精巧严密，创立了近代小说的完备形式，被誉为“小说中的《伊利亚特》”。

18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感伤主义。这一文学流派的特点是贬抑理性，崇尚感情，强调主观性，塑造多愁善感的人物，突出人物的不幸与痛苦，表现哀怨和忧伤的感情，追求新奇的表现形式和幽默和情趣。其代表作家是斯特恩（1713—1768）和哥尔特斯密斯（1730—1774）。感伤主义这一名称就是来自斯特恩的代表作《感伤旅行》（1768）。感伤主义曾流传到法、德、俄等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为后来的浪漫主义流派的形成作了准备。

2. 法国文学

18世纪的法国，封建王朝腐朽透顶，资产阶级日益壮大，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终于导致了震惊世界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在大革命前长期激烈的斗争中，法国产生了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一大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

不仅积极著书立说，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提供理论依据，大造革命舆论，而且自觉地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的武器，直接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在法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法国启蒙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哲理小说，其代表作家有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等。

伏尔泰（1694—1778）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他以启蒙思想为武器，坚持不懈地同封建王权和天主教会展开斗争，主张君主立宪制和自然神论，因而多次受迫害被捕入狱。他学识渊博，在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被誉为“思想界的泰斗”和“科学与艺术共和国的无冕国王”。②在文学创作方面，伏尔泰以悲剧诗人和史诗诗人闻名于世，但倾向性最鲜明、战斗性最强、价值最高的还是他的哲理小说。所谓哲理小说，就是以阐明某种哲理为目的的小说，它是适应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和任务的需要而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经伏尔泰之手，这种文学形式充分发挥了它的战斗作用，并成了法国启蒙文学作家手中的有力武器。

伏尔泰写过26部哲理小说，著名的有《查第格》（1747）、《老实人》（1759）和《天真汉》（1759）等。

《老实人》是他的哲理小说的代表作。作品中的主人公老

实人是一个男爵的养子，开初，他十分相信家庭教师、乐观主义者邦葛罗斯的观点，认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和男爵的女儿自由恋爱，却被男爵赶出家门。他到处流浪，遭到无数打击，险些丧命。家庭教师邦葛罗斯所看的也到处是战乱、苦役、火刑和抢劫，自己也很不幸，他染上了脏病，烂掉半截鼻子，后来又被宗教裁判所施以火刑，险些被烧死。最后老实人和他的爱人与邦葛罗斯在海地团聚。作品通过老实人及其老师的经历，彻底否定了“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信条，揭露了专制统治和教会的罪行，足以引起人们对封建制度和教会统治的不满，启发人民的革命要求。作者在揭露社会黑暗，批判盲目乐观的同时，还怀有对未来社会的乐观信念，描绘了一个令人神往的“黄金国”。在那里，黄金遍地，科学昌明，在贤明君主的统治下，没有牢狱，没有压迫，人人丰衣足食，一派自由、平等、博爱的升平景象。这就是启蒙者“理性王国”的理想模式。它虽然是乌托邦式的，但对于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激发人们的反封建热情，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老实人》以丰富的情节、生动的形象来说明哲理，言简意赅，含义深刻。小说充分发挥作者的特长，运用嘲笑揶揄、嘻笑怒骂的手法来达到讽刺的目的，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

狄德罗（1713—1784）是法国唯物主义和战斗的无神论的杰出代表，著名的《百科全书》的组织者和主编。他是18世纪卓越的哲学家、艺术家、戏剧家和小说家，也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之一，他的唯物主义美学思想和现实主义艺术理论体现了启蒙主义艺术理论的最高成就。在文学创作上，他的主要贡献是三部哲理小说，即《修女》（1760）、《宿命论者雅克》（1773）和《拉摩的侄儿》（1762）。后者是他的代表作。

《拉摩的侄儿》是一部对话体哲理小说。狄德罗在小说中以真人真事为基础，运用想象、夸张的手法，简洁、生动地刻画出一个愤世疾俗、富有才华，但又寡廉鲜耻、自甘堕落的资产阶级无形文人的复杂形象。主人公是当时一位名叫拉摩的音乐家的侄儿，他天资聪颖，多才多艺，具有深刻的思想见解，但穷困潦倒，常常充当富人之家的食客。为了达到享乐的目的，一点不顾廉耻，他虽然认识到自己生活的肮脏，诅咒自己“不识羞耻”，“是一个极端的无赖”、“可怜虫”和“骗子”，但又不能自拔，继续过着卑污的生活。拉摩的侄儿是时代的产物，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扭曲了他的性格。作品正是通过主人公的自白，控诉了那个畸形社会现存制度的极不合理，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毒害人、腐蚀人的罪恶本质。《拉摩的侄儿》

自始至终通过“侄儿”和“我”的对话进行论争，在激烈的论争中展示人物的复杂性格，揭示深刻的哲理，具有很强的批判性。恩格斯称它是“辩证法的杰作”。马克思也认为它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作品”。

卢梭（1712—1778）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激进民主派的领袖。他出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从小丧母，寄人篱下。自14岁起独立谋生，当过学徒、仆人、秘书、教师等职，进过宗教收容所。由于他的不幸遭遇，使他没能受到多少正规的学校教育，广阔的社会成为他学习的课堂。他靠自学而获得广博的知识，终于成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1749年，卢梭应第戎学院的征文《论科学与艺术》 中选而崭露头角，蜚声法国，博得世界声誉。几年后又写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从而奠定了他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两部作品和1762年发表的《社会契约论》一起，被公认是卢梭三部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卢梭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民权等民主思想。这些思想观点，顺应历史发展，符合人民的愿望，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的行动纲领。

卢梭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三部各具特色的小说：《新爱洛绮斯》（1761）、《爱弥尔》（1762）和《忏悔录》（1778）。

《爱弥尔》是一部探讨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主要描写爱弥尔从出生到结婚及其所受教育的过程。卢梭从他的“返回自然”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教育要顺乎天性、合乎自然，使儿童的本性避免受社会偏见和恶习的影响，而得到自然的发展。小说中，他还对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教育态度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至今仍有积极的意义。

《忏悔录》是卢梭受迫害的流亡年月写成的一部自传体作品。它记录了作者从出生到1766年五十余年的生活经历。作者对“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社会进行了愤怒的揭露。小说名为“忏悔”，实际是自我剖白，为自己辩护，作者自信要比那些攻击他的大人先生们高尚得多，纯洁得多，诚实得多。自称“我以同样的坦率，讲述我的美德与罪过……完全按本来面目把自己表现出来。”作品语言雄辩，感情真挚，文笔生动，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欧洲传记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爱洛绮斯》是卢梭文学成就较高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小说以12世纪青年女子爱洛绮斯与其老师阿贝拉尔相爱的故事为题，展现了一幕当代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

小说主人公朱丽是一个贵族小姐，他和平民出身的家庭教师圣·普乐真心相爱，一往深情。但朱丽的父亲是一个等级偏

见很深的贵族，他反对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出身低微的家庭教师而强迫也与贵族服尔玛成婚。婚后朱丽虽成了贵族之家的贤妻良母，但仍不忘旧情，便主动向丈夫坦白了她与圣·普乐的恋爱经过，得到服尔玛的信任，便又请回圣·普乐作她女儿的家庭教师。朱丽和圣·普乐朝夕相见，但不能倾吐衷肠，彼此都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一直处于理智和感情的矛盾之中。最后朱丽因偶然原因死去。卢梭对这个恋爱悲剧倾注了全部同情，在他笔下，圣·普乐是一个品学兼优、才貌俱佳的有为青年，朱丽是一个心地善良、温柔娴淑的妙龄少女。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真挚、纯洁、合乎自然、合乎道德的，既没有金钱势力的霉臭，也不受邪恶淫乱的玷污，有的只是真心诚意，志同道合。但是，他们这种自然而纯真的爱情，不仅得不到朱丽父亲的允许和社会的承认，反而遭到无情的扼杀，造成两人感情上的极度痛苦，以至酿成悲剧。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描写了“自然道德与陷入偏见的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指出封建等级制度是扼杀人类天性、造成男女婚姻不幸的根源。作者直露锋芒，无视封建门第观念，把纯真的爱情作为人类的一种优美感情来讴歌，表现了启蒙思想家昂扬的战斗激情和彻底的反封建精神。

《新爱洛绮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一是注意感情因素

在作品中的表现。卢梭一反古典主义的理性说教，把表现感情提高到重要地位。作品采用书信体，让主人公尽情倾述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心灵深处的创伤与痛苦，并把恋人之间的离愁别绪、悲伤哀怨表现得淋漓尽致、哀婉动人，充满着浓厚的感伤情调。二是自然风光的描写在作品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小说的地域自然背景以瑞士湖和卫伟名山为主体，其风景优美，气势雄壮。在作者的笔下，雄奇的群峰、奔腾的河流、晴朗的天空、清新的空气、柔和的月色、芬芳的草地，构成了一幅幅清新优美的画面，令人陶醉。作者还巧妙地把优美的自然风景与主人公凄楚悲凉的心境相互映衬，收到了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由于卢梭在他的小说中突出地表现了崇尚“自我”，以情感人和热爱自然等特点，因而为法国文学带来新的因素，尤其是对本世纪后期的感伤主义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德国文学

18世纪的德国，仍是诸侯割剧，国内四分五裂，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贫困异常。资产阶级力量虽有所发展，但仍然软弱无力。这样的政治形势也就决定了德国启蒙运动的任务，是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一次革命，建立统一的民族文

化，促进民族的统一，从而发展资本主义。

在创建统一的民族戏剧和民族文化方面，莱辛（1729—1781）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毕生喜爱戏剧，同时也从事美学研究。他以自己的美学理论，戏剧理论和戏剧实践为德国启蒙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的美学理论著作《拉奥孔，或论画与诗的界限》（1766），第一次明确区分了画与诗在反映现实上的区别。戏剧理论著作《汉堡剧评》（1767—1769），从理论上否定了古典主义文学僵死的教条和一系列清规戒律，要求戏剧反映当代德国现实，提倡写自己的“民族戏剧”，即市民剧。主张舞台要表现中产阶级，强调戏剧要用道德行为和崇高的思想感情来感动观众。这部论著是德国戏剧理论的重要文献。

莱辛写有一系列优秀的剧本，代表作是他的一部“市民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1772）。故事发生在15世纪的意大利，赫托勒公爵看上了上校沃多雅多之女爱米丽雅，便抛弃情妇，千方百计引诱她。但未能达到目的。于是施展诡计，在爱米丽雅结婚那天，公爵买通一伙人假扮“强盗”杀死新郎，并将爱米丽雅劫至行宫中，企图霸占她。沃多雅多及时赶到，杀死女儿，保全了她的贞操。剧本对德国专制君主的荒淫暴虐进

行了尖锐的揭露和强烈的控诉。但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的软弱性。这部剧作结构紧凑，人物性格鲜明，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到了七十年代，在德国启蒙思想运动的基础上又发生了“狂飚突进”运动。它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文学运动。因克林格尔的剧本《狂飚突进》（1776）而得名。“狂飚突进”运动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统一的要求。这次运动充分肯定个人的地位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崇尚感情，肯定“自然”，强调“天才”，带有狂热的个人反抗情绪。它在反封建和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方面产生了强烈影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场运动只局限在文学领域，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又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所以也未能持久，到八十年代中期便告衰落。青年时期的歌德和席勒是这一运动的主要代表。

席勒（1759—1805）是18世纪德国的杰出诗人和戏剧家。他与歌德一起把德国的古典文学推向高峰，为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出身医生家庭，曾学过法律和医学。在他青年时期，受“狂飚突进”运动精神的影响，写出了成名作《强盗》（1780），表现了反封建、反专制的思想。作者在剧本的扉页上公开写上“打倒暴君”的口号，引用了古希腊名医

希波拉特斯的名言：“药不能治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突出了反对专制暴政的主题，表现出强烈的战斗精神。所以恩格斯说这部剧作“歌颂了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

《阴谋与爱情》（1784）是席勒的代表作。它是作者以激烈的反封建的“狂飚突进”精神抨击18世纪德国“鄙陋”现实的伟大剧作。恩格斯称赞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剧中故事发生在符腾堡小公国，宰相瓦尔特的儿子斐迪南爱上了穷音乐师米勒的女儿露伊斯，并准备与她结婚。瓦尔特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讨好公爵，强令儿子与被公爵遗弃的情妇米尔佛特夫人结婚，斐迪南坚决不从，对露伊斯深爱不移。宰相秘书伍尔牧，早想占有露伊斯，便与瓦尔特合谋，制造借口秘密逮捕了露伊斯的父亲，并要挟露伊斯给宫廷侍卫长写一封假情书，作为释放她父亲的交换条件，露伊斯被迫照办后，伍尔牧拿着这封假情书，故意让它掉到斐迪南手中。斐迪南妒恨交加，失望之余，决意毒死露伊斯，自己也服毒自杀。露伊斯临终前道出了真情，斐迪南后悔莫及。

剧本通过贵族阶级与市民阶级两大集团的尖锐对立和一对情人的恋爱悲剧的描写，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画面，充分揭露了宫廷贵族的阴险、狠毒和争权夺利的丑行，热情宣扬了

市民阶级的思想与道德，表达了他们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同时也反映出德国市民阶级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无能为力的悲愤情绪，整部剧作带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

在剧中，作者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丰满感人的艺术形象，深为读者称道。

露伊斯是德国市民阶级中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女性。她聪明美丽，正直善良，感情炽烈，不畏权势，有胆有识。她爱上斐迪南，并非要“高攀”名门，而是建立在渴望自由、平等这一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之上的，纯属真挚的爱情。正由于此，当封建恶势力压到她和斐迪南头上，要拆散他们的婚姻时，她表现得十分勇敢，决不屈服。而且始终维护平民阶级的道德与尊严，在黑暗的王国里闪现出一道光明。露伊斯的形象集中体现了德国进步青年反对封建专制，要求自由平等的思想。但在强大的封建压力和传统观念面前，也又显得力不从心，无可奈何。

米勒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他耿直、诚实、自尊自爱，不向权贵谄媚。面对统治者的迫害，他也敢于当面对抗，甚至向宰相下“逐客令”。但他的反抗是有限的，其基本性格是安分守已，胆小怕事。他只求一生平安，家庭宁静，并不在乎突

破现存的社会秩序。这一形象体现了18世纪德国市民阶级的力量与弱点。

斐迪南是贵族阶级叛逆者的形象，他受到启蒙思想的熏陶，要求摆脱封建羁绊，主张个性解放，向往自由平等。正是这种新兴的思想意识，使他放弃了贵族偏见，大胆地追求平民女子露伊斯，并为维护他们的自由爱情而勇敢地向君权、父权挑战，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反抗精神。斐迪南的叛逆思想及行为确是难能可贵，但应该说，他只是一个叛逆者，而不是一个革命者。在他身上还残留着原来阶级的痕迹，使他难以冲决封建势力的罗网，避免双双死亡的爱情悲剧。

瓦尔特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他阴险狡黠、专横凶暴，蔑视平民，仇恨进步力量。他用阴谋手段夺得高位后，又不惜牺牲儿子的爱情，以便进一步控制朝廷。他滥用权势，迫害米勒一家，是造成露伊斯和斐迪南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

《阴谋与爱情》直接取材于当时德国的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的矛盾斗争，有很强的时代感和针对性。作品情节曲折，结构完整，矛盾冲突集中。全剧紧扣“阴谋”与“爱情”组织情节，两者彼此联系，互相交织，步步深化而趋向高潮。在突出主要矛盾的同时，还表现了其他几对人物的矛盾，反映出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剧情更为生动丰富。除此之外，剧中人物

语言的个性化程度也较高。但在某些人物（如斐迪南）性格的刻画上，仍不免有“席勒化”的倾向。

第二节 歌 德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伟大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他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欧洲文学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

一、生平和创作

歌德出生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市一个富裕市民的家庭，父亲是法学博士，法兰克福市参议员。母亲是市长的女儿，有一定的文学素养。这种家庭环境，使歌德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1765年，歌德遵照父亲的意愿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对法律不感兴趣，径直学习文学、绘画、自然科学。此时在古典主义和宫廷文学的影响下，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1768年因病辍学。

1770年，歌德到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上学。在这里，他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并结识了“狂飚突进”运动的领袖赫

尔德和一批青年作家。在赫尔德的引导下，歌德成了“狂飚突进”运动的重要成员。他学习荷马和莎士比亚，学习和收集民歌，不断获得新的见解，从而摆脱了宫廷文学和古典主义的影响，写出了一批感情真挚，意境清新，旋律优美的抒情诗，如《野玫瑰》、《五月之歌》等。

1771年大学毕业后，歌德积极投入“狂飚突进”运动，并写出了一系列体现“狂飚突进”运动反叛精神的优秀作品，形成了他的第一个创作丰收期。著名的有历史剧《葛兹·封·伯利欣根》（1773）和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等。前者取材于十六世纪农民战争时期的德国史实。剧中主人公葛兹是一个破落骑士，他反对封建领主，参加过农民起义，但后来背弃了农民。歌德把他写成了一个反封建、争自由、求统一的英雄，由他来体现“狂飚突进”运动的精神。恩格斯在谈到这部剧作时，称赞歌德“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了哀悼和敬意。”这个剧本场面丰富，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语言生动，完全摆脱了“三一律”的束缚，走上了莎士比亚化的道路。剧本发表后，轰动全国，使歌德获得了很大的声誉，因此而成为“狂飚突进”运动的主将。

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这一时期最好的作品，也是作者对“狂飚突进”运动的杰出贡献。歌德以自己的

一段生活经验为基础，又综合其它的一些见闻，在四周之内握管疾书，一气呵成写完了这部影响遍及当时整个欧洲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维特，是一个德国市民青年，他在一个繁花盛开的春天，来到乡下，认识了一位活泼贤淑的姑娘绿蒂，并和她一见钟情，但绿蒂已与一个贵族订婚。他深感苦恼，毅然离开绿蒂去到一家公使馆供职，但他看不惯官场中的腐败作风，更受不了贵族的冷眼、歧视，最终受排挤而离职。维特再次回到绿蒂身边，但时过境迁，绿蒂已经结婚，村民们一个个惨遭不幸。维特在痛苦绝望中用手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维特是18世纪德国进步青年的艺术典型，他天资聪颖，思想敏捷，才华出众，富有理想，充满热情，渴望自由。他崇拜大自然，热爱纯朴的村民和天真的儿童，向往着人世的幸福生活。但是围绕着他的环境却是一个腐朽、顽固、虚伪、鄙陋的社会。他和绿蒂气脉相通，志趣相投，真心相爱。但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不可逾越的等级界限，使他们既不能互诉衷肠，更不能结成眷属，维特深深地陷入失恋的痛苦之中。为了摆脱痛苦，他渴望施展才能，力图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但公使馆的繁文褥节，贵族官绅们的傲慢与偏见，官僚上司的刻板庸俗和来自他人的“莫须有的诬蔑”，更使他不堪忍受，他感到在官场像“陷在囚牢中”，“没有一天不被人糟蹋或者残害。”维

特与当时德国社会如此格格不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他所耳闻目睹与亲身遭受的种种事件，全都是那样令他可厌可恨，令他烦恼、恶心与绝望。他看透了人生，看透了社会，终于走上了人生的尽头。维特的自杀既是爱情的更是社会的悲剧。他用自杀宣告了同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决裂，控诉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及其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通过维特短促一生的悲惨遭遇，人们可以猛醒过来，看到封建社会的深重罪孽，从而激发起与之决裂，与之斗争的坚强决心。所以恩格斯高度评价这部作品说：“歌德写成了《维特》，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

小说成功的运用了第一人称的书信体，融叙事、抒情、描写、议论为一体，既便于直抒胸臆，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深刻性、复杂性，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同时又便于对材料进行自由灵活的剪裁，通过主人公的切身感受，深刻地反映现实。另外，作品把写景与抒情有机结合，做到寄情于景、情景交融，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诗情画意，所以，它被称誉为“一部抒情的散文诗式的小说。”

小说由于突出地表达了德国进步青年的共同意绪，所以，它一出版，就轰动了德国，受到许多不满现实的青年的狂热欢迎，而且从维特身上找到了共鸣。他们模仿维特的服饰，一时

形成了“维特热”，有的人甚至仿效维特而轻生自杀，造成不良后果。因此，歌德在小说 1775年再版时，添写了卷头诗，劝导青年们“做个堂堂男子汉而不步维特的后尘。”这部小说不仅在德国风行一时，而且很快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1775年，歌德应邀来到魏玛，先后充任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枢密大臣和宰相等职，企图依靠“开明君主”施展抱负。这一时期，歌德的主要兴趣由创作转入实际工作，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如整顿财政、精简军队，恢复矿山，修筑公路，减轻农民赋税，发展文化教育等等。经过整整十年的辛勤操劳，但改革阻力重重，收效甚微。歌德不得不克制自己，与周围环境妥协，而且对自己的工作越来越感到厌倦、失望。1786年，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暮气沉沉的生活，独自悄然离开魏玛，到意大利访问。他遍访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历史名城，接触到广袤的大自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淳朴的民间生活，使他精神上得到慰藉，内心充满了活力，恢复了创作的欲望。1788年回到魏玛，辞去行政职务，重新致力于创作和科学研究。

意大利之行，歌德的文艺观发生了变化，其创作思想也由“狂飚突进”时期对现实的反抗转入到魏玛时期对现实的妥

协；在风格上由恣肆奔放的浪漫主义转入宁静和谐的古典主义。其主要作品有：《埃格蒙特》（1788）、《伊菲格纳亚》（1787）和《塔索》（1790）等剧本。

《埃格蒙特》初稿作于1775年，仍带有狂飚突进时期的革命气息，描写16世纪尼德兰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主人公埃格蒙特是一个爱国青年，他同情人民，反对暴政，但因出身贵族，害怕流血革命，只寄希望于一种“开明专制”。他劝导人民“勤奋工作，安分守已”，即通过“合法”的手段去争取自由。然而，西班牙的统治者还是把他当作一个叛徒乱党加以枪杀了。此剧虽是一部描写农民革命的剧本，表现了热爱自由，反抗异族压迫的主题，但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对暴力委曲求全的思想，反映了歌德这一时期对现实妥协的倾向。

《伊菲格纳亚》标志着歌德从“狂飚突进”到“古典”主义的转变。剧本取材于希腊神话。但女主人公伊菲格纳亚已不是古代神话和悲剧中那个以智取胜的姑娘，而是一个体现了人性感化力量的理想女性。她以自己的高尚品德和真诚感情感动了国王，改变了当地相沿已久的杀人祭奠的野蛮风习。剧本表现了歌德以纯洁人性消除邪恶，以道德感化打动统治者，完成社会改良的思想。作品用古代戏剧的风格写成，形式完美，语言洁净。

《塔索》是一部形式完整的古典主义作品。主人公塔索是16世纪意大利的一个宫廷诗人。他虽有天才，却无法施展，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只好依附宫廷，委曲求全。其间，因同公主恋爱，遭到宫臣忌妒，发生械斗，被公爵视为“触犯朝规”而叱退。最后，他用自我克制和追求宁静和谐代替了反抗，与仇人言归于好。塔索这一形象深刻地揭示了有才能的艺术家在腐败的封建社会遭受屈辱的可悲处境和必然命运。同时，这一形象也包含着作者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因此，歌德曾带着一种似乎很凄怆的语气说：“这个剧本是我的骨头中的一根骨头，我肉中的一块肉。”

1779年，歌德与席勒订交，开始了这两位伟大作家互相合作的10年，共同促成德国古典时期文学的繁荣。这一时期，除他们共同创作了千首讽刺诗和不少叙事谣曲外，各自都完成了不少重要作品。歌德写出了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第一部（1796）、叙事长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和诗剧《浮士德》第一部，等等，形成了他的第二个创作丰收期。

《赫尔曼与窦绿苔》是一部古典牧歌式的叙事诗，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某小镇上一个家境宽裕的青年赫尔曼与从莱茵河畔西岸逃难过来的流浪女窦绿苔的爱情故事。全诗从形式到内容都渗透了宁静的田园牧歌风味。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

歌德的保守思想和对法国革命的冷淡态度。作者在诗中把赫尔曼一家恬静安适的田园生活与那些在战争动乱中逃亡的难民的艰难处境形成强烈对照，诗化了德国庸俗的市侩社会，对革命带来的动荡表现出厌恶之情。因此，恩格斯曾批评说，这首长诗表明歌德不仅“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

歌德晚年，欧洲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随着全欧性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工人运动蓬勃兴起，新事物层出不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浪漫主义文学遍及欧洲，这些新的社会变化与变革，使歌德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能再埋首在古代艺术之中，而走出象牙之塔，把眼光转向现实，全心致力于创作，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历时数十年之久的两部文学巨著：《威廉·麦斯特》第二部（1828）和《浮士德》第二部（1831），以及长篇小说《亲与力》（1817）和诗集《西东合集》（1819）等，形成了他第三个创作丰收期。

《威廉·麦斯特》（《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是德国文学史上一部影响深远，富于哲理性的“教育小说”，是歌德全部创作中仅次于《浮士德》的重要作品。它的创作几乎贯穿歌德一生的几个重要阶段。作品描述了麦斯特从青年到老年时代的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人性的自我完善的过程。从各

个方面，有深度和广度地反映了主人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第一部（即《学习时代》）写出身于富商的麦斯特，不安于平庸的市民生活，为寻求人生的真谛，实现远大的抱负，离家出走，参加剧团演出。其间，他偶然结识了一位开明贵族罗塔利奥，此人从美国回来后便解放了自己的农奴，组织了一个以服务人类为宗旨的秘密团体“互济会”，麦斯特参加了这个团体，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理想。第二部（即《漫游时代》）写麦斯特与他儿子费利克斯的漫游。其间，麦斯特曾把儿子送到“教育区”培养。让他在那里学习一种适合天性，有益社会的职业。通过漫游，麦斯特认识到一个人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成员，为此他成了一个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最后他和儿子重新团聚，结束了自己的游历岁月。麦斯特是德国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的形象，他的漫长的生活经历，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探索。作品中对“教育区”的描写以及最后得出的结论：为集体劳作，为人类造福，生活才会有意义，清楚地表明作者所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1832年3月22日，歌德在魏玛病逝。

歌德的一生是漫长而不平凡的一生，他经历了欧洲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作为一个“活着的见证人”，他密切注视着世界的发展，并及时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成为“世界的一

面镜子。”

歌德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是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一生，他以毕生的精力为德国文学和德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他一生共写出了52卷诗文集，13卷科学著作，15卷日记，49卷书信，共129卷作品。德国文学因为歌德的文学建树而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席光辉地位。

歌德的一生是积极的一生，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充满着追求，也充满着矛盾。他积极关心现实，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探索，努力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然而，作为一个德国资产阶级代表，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又无法摆脱这个阶级所固有的鄙俗气和妥协性。因而使他的思想和创作都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关于这一点，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作过精辟的论述和透彻的分析。他指出：“……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二、《浮士德》分析

大型诗剧《浮士德》是歌德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举

世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它概括了歌德一生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是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德国和欧洲现实生活的探索和艺术总结，是作者所处时代的一面镜子。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无可争辩，歌德的《浮士德》是我们时代的《伊利亚特》，”“是当代德国社会的一面完整的镜子。”

1. 《浮士德》的创作过程

《浮士德》是根据德国16世纪一个民间人物的传说写成的，传说中的浮士德，约生活在1480年到1540年间，是一个跑江湖的魔法师，到处流浪，以炼金术、占卜和星相术为生，爱说大话，吹牛皮，自称无所不能。有学问的人把他看做是骗子、流氓，可在一般人中间他却是个受欢迎的人物。据说他在1540年死于一次炼金试验的爆炸中。他死后，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故事、轶闻。后来不少西欧作家以他为题材写过文艺作品。在德国，人们还把浮士德的故事编成木偶戏和各种戏剧在各地演出。

歌德在幼年时期看过关于浮士德的戏剧和故事书，浮士德的形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上大学时期（1770—1771），他就产生了创作《浮士德》的想法，1773年正式动笔，到1775年写出若干片断（即《浮士德初稿》）。后因到魏玛供职而中断。1786年意大利之行后，歌德又重新恢复《浮士德》的写作，1806

年，完成《浮士德》的第一部。此后歌德在较长时间内酝酿及构思诗剧的第二部，1825年开始写作第二部，1831年完成全书。整个创作长达60年之久，浸透了歌德一生的心血。

2. 诗剧的情节内容及思想意义

《浮士德》的情节结构复杂宏伟，以诗剧的形式写成，分上、下两部，总计50场，共有诗句12111行。全剧以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以浮士德与魔鬼的赌赛为核心，描写了主人公五个阶段的追求。

诗剧是从《天上序幕》开篇的，它是全剧思想的总纲。在这个序幕里，歌德借用基督教的形象，描写魔鬼靡非斯特与天帝发生的一场关于人的争论。天帝表示了对世界和人的肯定，认为人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免会走些迷路，但总会意识到正道，寻求到最光明的前景。靡非斯特则自以为看破人世的一切，对人类的奋斗持虚无主义和完全否定的态度。于是双方便以人间正处于彷徨、绝望中的浮士德为赌赛对象，魔鬼自信能把浮士德引入歧途，天帝则说，一个善人“在他摸索之中不会迷失正途。”天帝与魔鬼的赌赛是诗剧中的第一次赌赛，紧接着由这次赌赛引出第二次赌赛，即魔鬼与浮士德的赌赛，并由此导出全剧的基本情节。

第一部写浮士德的知识追求和爱情追求。刚出场的浮士德

是中世纪的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学者，他潜心于书斋，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探讨各种学术，但到老年却发现所学知识毫无用处。他感到生活的环境，好像一座地狱，使它与现实生活完全隔绝，他越来越感觉到压抑、气闷、窒息、活不下去，失望之余，欲自杀以求解脱，但“复活节”的钟声昭示着他继续生存下去。这时靡非斯特出现，甘愿充当他的奴仆，帮他解除烦恼，使其尽情享受。但有一个条件，只要浮士德感到心满意足，喊出：“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他的灵魂便归魔鬼所有。浮士德自信永远不会满足，决心去体验世上的痛苦与欢乐，便与魔鬼订约，进行赌赛，结束了他对知识的追求。

订约之后,靡非斯特带着浮士德进了“魔女之厨”，喝了魔汤，让他返老还童，恢复青春，心中充满了对情和欲的渴求。浮士德走在大街上，遇到市民少女玛甘泪，便对她一见钟情，也获得了她的爱情，但这次爱情引出了三人死亡的悲剧，玛甘泪被关进监狱，处以极刑。经过这一爱情悲剧阶段，浮士德所感到的不是满足，而是深深的内疚。

《浮士德》第二部写浮士德的政治追求、艺术追求和事业追求。

在经历爱情悲剧之后，浮士德疲惫不安，精神沮丧，他侧卧在百花烂漫的草地上，昏睡思眠，一群精灵围着他唱歌跳舞，

给他洒上迷魂川水，使他忘却前事。浮士德一觉醒来，顿感轻松，充满了不断向更高的人生境界飞跃的力量和信心。他决心从个人的爱情享受即“小世界”中解脱出来，投身到政治生活即“大世界”中去。这时，靡非斯特带他来到一个皇帝的宫廷里，这是一个荒淫腐败的皇朝，国内矛盾尖锐，财政凋敝，民怨沸腾。浮士德建议发行纸币，使皇帝暂时渡过了难关。而皇帝又要求浮士德把古希腊美女招来供其享乐，浮士德借助魔法的法力，让海伦在中世纪的“骑士大厅”显现，结果引起了一场爆炸，一切化为烟雾消失，浮士德也昏倒在地。浮士德对政治生活的追求，表现为为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服务，同样只能以悲剧告终。

浮士德由政治生活的失望，转向对古代艺术的追求。在魔鬼的帮助下，浮士德腾云驾雾回到故居。这时，他原来的学生瓦格纳把“人造人”创造成功。他们便借助“人造人”的微光，云游古希腊的神话世界。浮士德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象征古典美的古希腊美人海伦，并同她结婚，生下儿子欧福良。欧福良放荡不羁，纵身高空，到远方征战，结果坠地毁灭。随着他的夭折，海伦很快消失，浮士德独孤一人回到了北方。浮士德对古典美的追求，最后只落得一场虚无。

浮士德在结束了虚幻世界的探求之后，重新回到现实。他

从自身的经验中意识到脱离现实的幻想是徒劳的，应该脚踏实地，去做一番事业。他站在高山之巅，目睹海潮的涨落，心情激荡，一个伟大的计划孕育而成，他立志制服大海，改造沧海为桑田，建立一个理想的“自由”王国。时值皇帝国内发生内乱，浮士德借助魔力平定了内乱，得到了皇帝赐予的一片海滩。浮士德便率领千万群众，开始了移山填海，改造自然，创造人间乐园的伟大事业。这时，他年逾百岁，双目失明，但他心中却充溢着光明，深深陶醉于轰轰烈烈的改造大自然的劳动的热烈场面之中，情不自禁地喊出：“你真美，请停留一下！”随即倒地而死。按照契约，浮士德的灵魂应归魔鬼所有，但天使把他的灵魂迎上了天堂。

《浮士德》的内容丰富而复杂，但主题思想十分鲜明，这就是充分肯定人生的积极意义，颂扬人的探索和进取精神，对人的知识力量和创造力量作了高度的估价。它说明人类只要勇于追求，勤于实践，永不满足，就会从愚昧和困境中挣脱出来，达到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此剧的思想内涵是极其深厚的，其意义是巨大的。作品中的主人公浮士德一生自强不息，上下求索，不断追求人生真谛，表现了生命不息，求索不止的精神，展示了人类一种永不衰竭的生命力的源泉，代表了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浮士德探索人生所经历的一系列精神活动和整个过

程，充分展示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思想探索与精神发展的历程，自始至终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浮士德历尽艰辛，不断追求所得出的最后结论：“为几百万人开拓出疆土”，“在自由的国土上住着自由的国民”，“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充分肯定了劳动的价值和实践的作用，闪耀着一种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在这里可以看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关于“理性王国”的蓝图，也可以听到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声音。因此，全剧综合地体现了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运动、狂飚运动和浪漫主义等各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部形象的时代精神的发展史，是一首对人类思想奋斗的颂歌。

同时诗剧还贯穿着一种批判精神，剧中通过浮士德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与德国现实格格不入的矛盾冲突，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专制王朝的腐朽没落，有力地抨击了教会僧侣的伪善以及封建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此外，诗剧还对庸人的享乐哲学，对诡辩派与怀疑派，对唯心主义与神学，对脱离实际埋头书斋的学究、对各种各样丑陋的世态，也都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指责和批判。

总之，《浮士德》这部作品洋洋大观，包罗万象，广泛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许

多问题，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巨大的思想意义。真可谓这一时代的“百科全书”。

3. 浮士德与靡非斯特的形象

诗剧成功地塑造了两个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艺术典型。 浮士德是一个虚构的、象征性的艺术典型，但是他具有鲜明的性格。他是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他身上鲜明地体现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博学多能，富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的巨大的精神性格。他学识渊博，意志坚强，积极入世，勇于实践，不断追求，永不满足。他探索人生理想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也是充满矛盾的。在他身上经历了“灵”与“肉”，善与恶，美与丑的激烈搏斗，即作为革命阶级的反抗、进取的一面与作为剥削阶级贪图享受、软弱妥协的一面同集于他的一身。魔鬼靡非斯特曾施展种种魔法，利用浮士德性格中沉溺爱欲，追求享受的一面，千方百计引诱他堕落，使他坠入迷津，误入歧途。但是他经受了挫折，摆脱了困境，不但没有沉沦，反而一往直前，向着更高的境界不断攀登，最后找到理想，灵魂得救。诗剧开始时，天帝认为“人在努力时，难离错误”，然而他的追求最终是“不会迷失正途”的。在结束时，天使将浮士德的灵魂接上天堂时说：“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得救”，正好总结了浮士德的不断进取的一生。

歌德曾强调这些诗句对理解浮士德形象的重要性，并说：“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这种永不满足，不断追求，“努力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就是所谓的“浮士德精神”，这种精神正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表现。

浮士德这一形象具有很大的认识价值。他所体现的精神，能超越时空，永远为人们所汲取。同时，他又具有极大的艺术概括力，他一生的追求和探索，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前期三百年间欧洲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精神探索的过程，他性格中的复杂矛盾，也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两面性的真实反映。他的阶级局限也较明显，他所得出的智慧的最后结论，虽有着积极进步的意义，但它依然带有空想的性质。抛开改造社会，而单纯地改造自然，这到头来必然也只能是一个幻想。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失败证实了这一点，而歌德本人在魏玛公国头十年的失败也证实了这一点。

靡非斯特是文学史上罕见的一个艺术形象。他是传说中的魔鬼，能变换形态，呼风唤雨。诗剧中，他既是浮士德形象的一个补充，又是他的对立面。就其本质而言，他是“恶”的代表，“否定的精灵”。他直言不讳地说：“犯罪、毁灭，更简单

一个字‘恶’，这便是我的本质”。他对人生和现实抱着极端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态度，不相信历史会前进，人类会进步。他根本否定理性，否定一切知识，认为没有理想人们生活会过得更好些，没有知识也就没有苦恼。他还把破坏、毁灭和作恶当作自己的使命。在和浮士德的赌赛中，他施展各种妖术魔法，制造了一幕幕悲剧，把欢乐建立在破坏人间的幸福、制造人间的痛苦上。他力图使浮士德走上堕落、颓废的歧途。从这一形象，我们看到了恶的作用。但也正是这种“恶”的力量，从反面促进了浮士德的行动、发展，他对“恶”的每一次克服，都是一种前进。所以靡非斯特说，它是“作恶造善的力之一体。”

但是，靡非斯特不只是“恶”的精神的一个象征，是“恶”的化身，是一种概念。他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形象，具有人的独立的性格。他机智聪明、能言善辩、目光犀利、洞悉世故、玩世不恭、狡诈奸猾、冷酷凶残、寡廉鲜耻。歌德通过他对德国现实中的种种弊端及丑行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嘲弄。他对各种世态的评论则往往切中要害、直截精当，甚至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如“灰色的理论到处都有，我的朋友，只有生活的绿树，四季长青，郁郁葱葱。”这段话深受列宁的赞赏，并在演讲和论文中引用。这一切使靡非斯特成为一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

浮士德与靡非斯特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典型，他们一人一鬼，一善一恶，一正一反，但由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经济基础有若干共同之处，使得他们的性格异中有同，在某些方面相反，在别些方面又是相通的。因此，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既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在肯定中存在着否定的东西，在否定中存在着肯定的因素，充满了作者辩证法的思想。

4. 《浮士德》的艺术特色

《浮士德》作为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型诗剧，其规模恢宏，背景广阔，思想博大，内容精深。古往今来的各种人物，各种场面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幅气象万千，绚丽多姿的历史画卷，具有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现实因素与幻想因素相互交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巧妙结合。诗剧的基本精神是描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探索现实的出路，总结历史经验。因此，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场面、大都有其现实主义的基础。“城门之前”一场，德国城市近郊的节日生活情景的描写，充满了现实生活的情调。“瓦普几司之夜”中所出现的各式人物：将军、相国、作家、宗教信徒、暴发户。唯心派、唯实派、独断派，等等，无一不是从

德国现实社会中摄取的。特别是对玛甘泪悲剧的描写，具体生动，细腻哀怨，十分动人。而她所处的环境，正是德国的封建落后的小市民社会。还有对浮士德所经历的“紫禁城”的描写，完全是德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些描写都具有较大的真实性。全篇构思奇妙，充满幻想。为突破时空的局限，总结历史经验，为便于驰骋诗人的想象，自由表现精神探索的历史，诗中大胆地运用各种虚构的、幻想的、神话的形象，构成了色彩斑斓、神奇莫测的画面。如天帝与魔鬼的打赌，魔鬼与浮士德的订约，浮士德的返老还童，“人造人”的试验成功，古希腊的旅行，浮士德与海伦的恋爱和结合，浮士德填海开疆，建立理想王国等描写，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丰富想象。诗剧中人物的活动，时而在上天，时而在地上，时而在人世，时而在冥府，时而在远古，时而在近代，虚实相间，形神多变，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正是这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使作品反映的生活十分广阔，赢得了“史诗”的称誉，并产生出奇特的艺术魅力，显示出如同席勒所期望的“一种特殊的美感。”

其次，运用矛盾对比的手法刻画人物，构织场面。《浮士德》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场面的安排上，都大量运用了矛盾对比的手法，收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在各种场面中，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高尚与卑下、和谐与混乱、进步与反

动交替出现，互相映衬，形成一个对立的统一体。如开阔的天界与狭隘的书斋，幽暗的书斋与明丽的城郊，庸俗嘈杂的酒店与优美娴静的爱情生活场景、乌烟瘴气的宫廷与庄严清明的古代希腊、腐朽帝国的没落与理想之邦的建设等等，都形成互相对比，互相映衬的关系，由此展示出全部情节由卑至高，由黑暗到光明的矛盾发展运动过程。尤其在人物塑造上，更是运用了这种对比的方法，不仅主人公浮士德自身一直处在知与行、灵与肉、个人与社会、利已与利他等诸多矛盾之中，而且各个不同的人物之间也充满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浮士德与靡非斯特是两个具有完全不同特质的形象，但他们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既对立又统一，缺一不可。浮士德与瓦格纳构成了一动一静的矛盾，浮士德要求打破中世纪的枷锁，冲出封建经院思想的牢笼，去探求新生活的道路。瓦格纳则竭力维护这时的思想体系，固守陈规，继续沿着现成的道路爬行。但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先进与落后、进步与保守的矛盾冲突中前进的。即使是一般人物，如玛甘泪与海伦，其对比也是相当鲜明的。前者优美可爱，纯真善良，后者痴呆懵懂，影影悼悼；前者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情的现实生活中的少女形象，后者则是一个内心空虚、苍白无力的神话世界中的幻影。还有浮士德与玛甘泪、海伦，甚至天帝与魔鬼等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通过互相映衬，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

第三，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丰富多彩的内容。诗剧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场面和人物。天上人间，过去未来无所不包容于其中。为了适应这种丰富多彩、变化万千的内容，作者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诗歌形式和表现手段，把抒情诗、叙事诗、悲剧、喜剧、哲理剧和民歌等融为一体，根据表现人物、环境、气氛和内容的不同需要灵活地选择恰当的艺术表现形式。如塑造玛甘泪的形象，较多地运用抒情诗的形式，对海伦的描写则运用古希腊悲剧的诗体，浮士德充满矛盾的内心独白，多采用哲理性的议论。“城门之前”一场，描写农民在菩提树下唱歌跳舞的场面，则用的是轻松欢快的民歌。诗中还充分运用语言的技巧来表现不同的内容，其用语十分丰富，不但富于哲理语言和抒情语言，而且兼科学语言、魔术语言而有之。用语风格也变化多端，有颂扬，有嘲弄，有诙谐，有庄严，有明喻，有影射，显示出歌德高度的艺术才能。

第四，大量运用了象征、比喻等艺术手法。诗剧中的主要人物浮士德与靡非斯本身就是两个带有象征性的艺术典型。除他们之外，作品还引进了许多古代和近代的人物以及为数众多的神话世界中的仙人、妖女、鬼怪和精灵等等。这些形象无一不是社会生活中某种事物、事件、人物、观点的象征。“人造

人”是科学创造力的象征，海伦是古典美的象征，欧福良则是影射英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忧愁”是悲观主义的象征，“地 ”是大自然的象征，浮士德创立的海滨乐园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象征。“复活节”的钟声，象征着“理性”的召唤，老夫妇的房屋和教堂象征着资本主义初建时期的自然经济和封建势力的残余，而靡非斯特焚毁房屋、教堂以及老夫妇和旅人丧生的情节，则象征资本主义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暴力形式。诗剧的“光明”结尾，象征着人类的光明前途。类似这样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在剧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同时,诗剧中运用了大量形式多样的比喻，使诗剧的语言更加丰富多彩，形象更为生动鲜明，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浮士德》在艺术上的缺点和不足，主要是过多地使用典故和象征手法，造成作品晦涩难解，不易为读者所接受。尤其是诗剧的第二部，浮士德的形象越加抽象化、概念化，损害了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加上诗剧中有较多的哲理性说教，使得不少读者阅读起来感到吃力，难以卒读全书。但瑕不掩玉，它仍不失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永远闪烁着夺目光彩的明珠，它与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并列为欧洲文学的四大名著。

三、歌德与中国

歌德是最早提出“世界文学”口号的伟大作家。他早在1827年就断言：“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正由于他具有“世界文学”的开放眼光，使他能够跨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很早就对中国人及其文学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关注和赞赏。他在1827年1月31日同艾克曼的谈话中说：“在没有见到你的这几天里，我读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一部中国传奇，现在还在读它。我觉得它很值得注意。”“中国人在思想、行动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根据一些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曾读过当时已译成法、英、和德文的中国小说《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以及包含《今古奇观》在内的法译《中国短篇小说集》等。他还饶有兴致地研究中国诗歌，并模仿中国诗歌风格写成14首抒情诗，题为《中德岁时诗》。此外，还用德文翻译过5首中国诗，题为《中国女诗人》。

歌德名声传播于中国，大概始于鲁讯。1907年，他在《人之历史》一文中称歌德为“达尔文之先驱。”1908年作新社译有《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对歌德作了详细介绍。不久，青岛中

德高等学堂在所刊行的《自西徂东》上发表德国人所写的介绍歌德的文章。“五四”高潮中，西方科学、文学、哲学，五光杂色，纷至沓来，歌德的声誉，在中国读者的脑际，日渐普遍。我国著名文学家郭沫若也开始翻译歌德的一系列重要诗篇、小说及戏剧。尤其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风行一时，接着又翻译了《浮士德》，都曾引起了译者和读者的共鸣。此后，《少年中国》、《时事新报·学灯》、《创造季刊》、《小说月报》等都发表过歌德的诗文。《时事新报》为纪念歌德逝世九十周年出了专号，以后多次出这样或那样的专号讨论、研究歌德。特别是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等人，深受歌德的影响，还计划筹办歌德研究会，后虽未能成功，但他们却为人们留下了“大体以歌德为中心”的书信集——《三叶集》，这部书曾被时人称之为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不仅使中国读者了解了德国这一文化巨人，同时也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配合当时的救亡运动，中国剧作家将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中眉娘故事编写成独幕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使之更加民族化与现代化，在公演中，观众和演员完全打成一片，反应之强烈，影响之广泛，可谓空前。时至今日，对歌德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研究的内容更加深入广泛，成果也更加突出。

如四川大学杨武能教授就因其对促进德中文化交流特别是在歌德研究和译介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获得象征德国最高荣誉的“国家功勋奖章。”由此可见，歌德及其创作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更具世界性，他不仅是德意志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骄傲。